| | | 古今德治思想之比较—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思想谈起 | | 温州师范学院 唐传锭 | |
所谓德治，就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同时又成为政治信条，这就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深受德治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惯于从伦理道德观察和判断政治事物。
德治思想是儒家经世思想的核心，源于自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犹其是管仲的记、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大学》中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德治思想一线贯穿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然而在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次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与传统儒家德治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今天，我们有必要将古今德治思想作一系统比较，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德治思想的独到领域和先进之处。
一、德治基本范畴的貌会神离
（德治思想作为封建社会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是随世而变的。汉代的今、古经学派、宋代的经济治世学派、宋明理学派、清代的考据学派，虽都主张德治，但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综合各家观点，德治思想最本的范畴应是“民本思想”、“德刑思想”、“任人思想”。当今的德治思想在这三个方面与之有同有异，同异想错。
1．民本思想
古今都主张以民为本。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民本思想，即认为人民是国家唯一的重心，民为邦本，本固国宁。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将这一思想做了充分的发挥。苟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在总结夏王绪商王纣灭亡时的教训说“梁纣失天下，失其民；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在现代作为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宗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它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决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可见，古今德治思想都很重视以民为本。但由于古今德治思想是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必须会有其不同之处。
第一，君民地位不同。既然要以民为本就必须要划清君民的地位问题。虽然孟子提出：“民为贵，江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候为大夫。”（《孟子·尽心下》）的重民思想，把民摆在首位，而君则在第个是未让，但纵观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仍然是君主本样位。皇帝的话为“圣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具有无上权力，自秦始是以武力统一中国，就奠定了君主本位的专制政权，皇帝日含天宪，至尊至威。从此以后，就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焚书坑儒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德”与“皇位”合二为一。这种君主本位政体，使劳动者自身也把国君看得比人民贵。但在现代社会，人民与国家领导的关系为主人与公仆的关系。1999年5月江泽民同志为国家行政学院题词“永做人民公仆”反映了新时代的新的君民关系。事实上，国家的选举制度为这一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国家权力归属不同。既然是以民为本，国家权力也应归人民所有。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但在封建社会却归君主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个雅乳山》）国家的一切归君主所有，当然也会有了一切权力。可见，其民本思想并不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最多只是剥削程度上的问题。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以君为本，对民的重视是立足中君主的利益，为了君权的稳定和家天下的长久，只有社会主义的民本思想才体现出人民利益的至高天上，真正达到重民、利民、爱民的思想。
2.德法思想
应该说德法兼用思想久已有之，孔子就有“宽以济严，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说法，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苟子主张德法并施，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刑，国家既治四海平。”当代，江泽民在社会主义法治基础上提出了‘“以德治国”。主张“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显然也主张要德法兼用，共同治国。但古今的德法兼用是有区别的，表现在德法地位不同。传统儒家虽主张德法兼用，但实际上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政权和刑罚的力量，可以使人惧怕而不敢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法律意识，而用道德礼乐教化人民就会使他们产生道德和法律的自律、自觉。贾谊说，礼和道德是“禁于未然之前”。刑与法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刑与法只能制裁犯罪，而礼与道德则可以预防犯罪。董仲舒说法“能刑事人而不能使用权人廉”“能刑事人而有能使人仁’。《淮南子·秦族训》中说“民无廉耻，不可以治”“民不知礼仪，法律能正也”“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仪不可以行法也。”可见传统思想偏重德而轻法。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汉代以后，通过儒学的“法典化”和法律“儒学论’完成了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政治模式。而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主张“德法并治，不可偏废”，既不可“偏”则说明其地位同等，互为依托、标本兼治、目标一致、内外相济。可见当代德法关系是并举、同步、的。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重德轻法”过柔，不足以立国，和“重法轻德‘’过刚，足以治国的缺点。
3.任人思想
中国古代的伦理型政治，实质上是一种人治。人治最重要的固然是君主，但人治的实现还必须依靠整个官僚机器的协同运作，这必然要导致贤人政治，导出“尚贤弃奸”的选官标准。春秋时一些有远见政治家告诫君主“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左传.僖公十四》）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孟子道“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期点”（《孟子·公孙五》），可见古人在思想上要求任人为贤。今人也一样要求选择有先进思想，有能力者任国家干部。邓小平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使我们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走向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而后对干部的标准发展为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他还指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什么岗位上，都要求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可见古今在任人上都有要求任人为贤，任命有能力，有先进思想、有道德的人。但在思想与能力之分上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职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孔子主张任用那些懂得礼乐而未曾有爵位的一般人，而不主张任用那些先有了官位才开始学习礼乐的卿大夫子弟，足见古人在任人上是把道德放在首位，注重思想。邓小平在谈到“红”与“专” 关系时说“专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就谈不上红了”。可见在思想感情与能力上现代人则用辩证的思维来对待。
在得贤用贤的途径上，古人要求的只是君主明察识贤“举之以语，考之以事”（《曼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二十七》）“任人以攻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二十四》）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种把选贤任能的大权交于君主的“人治”必导致任贤思想与其现实的违背。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任人手段也是如此。纵观其制度也是如此。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无论是“世卿世禄”、“恩前制度”还是“门阀制度”都是任人唯亲。至隋唐“科举制”的兴起有所改观，但真正有能者却受到种种限制而不能挤县政治行列，只能隐居山林，至明清兴“八股文”则只有形式而无实质了。只有现代社会才真正达到任人为贤，用人为能的目的。
二、德治要求上的异同相错
社会主义德治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家德治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以在要求上仍是有同有异，主要表现在“治君之道”、“治吏之道”、“治民之道”。
1．治君之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君权是政治的核心，君主是国家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因此德治思想首先强调的是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认为君主的道德是否高尚，形象是否完美直接决定臣民对他的拥戴信服程度，直接决定国家的安危。因此，君主不仅要有超众的才能和智慧，而且首先要有良好的道德和品行。孔子提出君主必须具备恭、宽、信、敏、惠五种美德，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明 确指出最高统治者德高身正是政令通行，政治稳定的根本。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君主思想，指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楼上》），认为国家的兴取决于君主的道德品质，由于有德之君能行仁政，而且还在于君主的道德品质对全社会具有一种表率和教化作用。因而他对君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汉代责谊亦日“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吏能为善，则必能为善”（《新书·大政上》），认为君主的道德品质对于全社会具有价值导向作用，良好的君德能带出良好的官风、政风、民风。可见古代很重君德，认识到君德的巨大作用，所以对君主的要求很高。但真正有道明君并不多，当对君主的高要求与君主的低能力、低德性发生矛盾时人们只能是无可奈何，因为君主是世袭的而且是终身的。所以古代德治对君的要求与君主的实际情况往往都是相违背，对君主的高要求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代社会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同样很高，因为国家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人民的利益，人民势必会在选举时要选出有德有能的人去执政，同时当领导人的能力和德行不符合人民要求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制选举新的有德能的领导人，而且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要定期向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报告一段时期的工作成果和下一段时期的工作计划，由人大代表检查、审议、通过，这样一套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就可使真正有德有能的人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2．治史之道
吏是社会的执行者，德治必离不开官和吏。中国古代德治对吏的要求首先是“忠”。古代束之所以要忠君是因为君使吏成为吏，故吏要忠君于君才可为吏，社会主义是人民选举使官为官，所以官要忠于民方可为官，可见古今在忠的问题是有不同的。另一要求则是“廉”，只有廉才能不贪私利，公正清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对我们来说，要整治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可见古今都很重视廉政建设，对官吏有廉的要求，这也表明了在“廉”要求上的一致性。
3．治民之道
德治主要对象是人民。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代的“八股文”至清代的“文字狱”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的是一系列的愚民政策，他们是期望国民越愚昧越好，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但在社会主义今天，改革开放，世界趋于一体化，各种思潮涌起，社会主义又实行言论自由，故不可能实行愚民政策。相反，当今大兴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教兴国”，这就是通过教育增长国民知识，提高国民的治国能力，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进实现德治的目的。所以古今治民之道有着天壤之别“治君之道”、“治民之道”、“治吏之道”道出了古今德治在要求上的异同。
三、德治实质上的大相径庭
以德治国就是要通过道德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内在自律意识，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科举制”的兴起有所改观，但真正有能者却受到种种限制而不能挤县政治行列，只能隐居山林，至明清兴“八股文”则只有形式而无实质了。只有现代社会才真正达到任人为贤，用人为能的目的。
二、德治要求上的异同相错
社会主义德治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家德治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以在要求上仍是有同有异，主要表现在“治君之道”、“治吏之道”、“治民之道”。
1．治君之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君权是政治的核心，君主是国家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因此德治思想首先强调的是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认为君主的道德是否高尚，形象是否完美直接决定臣民对他的拥戴信服程度，直接决定国家的安危。因此，君主不仅要有超众的才能和智慧，而且首先要有良好的道德和品行。孔子提出君主必须具备恭、宽、信、敏、惠五种美德，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明 确指出最高统治者德高身正是政令通行，政治稳定的根本。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君主思想，指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楼上》），认为国家的兴取决于君主的道德品质，由于有德之君能行仁政，而且还在于君主的道德品质对全社会具有一种表率和教化作用。因而他对君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汉代责谊亦日“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吏能为善，则必能为善”（《新书·大政上》），认为君主的道德品质对于全社会具有价值导向作用，良好的君德能带出良好的官风、政风、民风。可见古代很重君德，认识到君德的巨大作用，所以对君主的要求很高。但真正有道明君并不多，当对君主的高要求与君主的低能力、低德性发生矛盾时人们只能是无可奈何，因为君主是世袭的而且是终身的。所以古代德治对君的要求与君主的实际情况往往都是相违背，对君主的高要求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代社会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同样很高，因为国家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人民的利益，人民势必会在选举时要选出有德有能的人去执政，同时当领导人的能力和德行不符合人民要求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制选举新的有德能的领导人，而且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要定期向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报告一段时期的工作成果和下一段时期的工作计划，由人大代表检查、审议、通过，这样一套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就可使真正有德有能的人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2．治史之道
吏是社会的执行者，德治必离不开官和吏。中国古代德治对吏的要求首先是“忠”。古代束之所以要忠君是因为君使吏成为吏，故吏要忠君于君才可为吏，社会主义是人民选举使官为官，所以官要忠于民方可为官，可见古今在忠的问题是有不同的。另一要求则是“廉”，只有廉才能不贪私利，公正清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对我们来说，要整治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可见古今都很重视廉政建设，对官吏有廉的要求，这也表明了在“廉”要求上的一致性。
3．治民之道
德治主要对象是人民。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代的“八股文”至清代的“文字狱”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的是一系列的愚民政策，他们是期望国民越愚昧越好，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但在社会主义今天，改革开放，世界趋于一体化，各种思潮涌起，社会主义又实行言论自由，故不可能实行愚民政策。相反，当今大兴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教兴国”，这就是通过教育增长国民知识，提高国民的治国能力，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进实现德治的目的。所以古今治民之道有着天壤之别“治君之道”、“治民之道”、“治吏之道”道出了古今德治在要求上的异同。
三、德治实质上的大相径庭
以德治国就是要通过道德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内在自律意识，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道德兴则国兴、家兴、业兴，道德不振，于国于家都意味着是一种灾难。可以说在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手段上，古今德治具有一致性。但思格斯说过：“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道德作为象政治、哲学一样的意识形态也必基于经济基础，古今德治基于封建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上，所以它们有着实质上的区别。
1．为什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社会的稳定。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大变动时期，诸侯征战，奴隶平民、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动摇着奴隶制阶级统治，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处于一片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社会动荡时由于礼的破坏，所以他提出“为国以礼”，强调“为政以礼”（《札记·哀公问》），用礼来规范人民的行为，百姓不仅具备良风美德，而且可以自觉避免邪恶，他还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焉”（《论语·颜渊》）希望通过利达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顾，君仁臣忠”的目的，从而人人守礼，社会可安。这一直接目的与现代相差无几，当今社会德治首先也是为了安定社会，我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是指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领域里总出现不令人满意的情况等。这种道德阻碍经济发展，同时法轮功的出现和猖极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不再加强道德建设，社会危矣。所以 说现在以德治国的直接目的也是在于安定社会，促进社会发展。
从远大目标来看，我们德治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最终的理想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作为其前期的社会主义阶段上的一种治国手段，当然也是要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而服务，传统德治也是要社会一统目标。孔子以“天下为公”为最高理想，《礼记·礼运》对孔子的大同世界作了以下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取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余，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子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而贼不作，故外户而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世界实际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写照。这个自由、平等、秩序井然，人人为公的社会就成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但在儒家看来理想社会是在此以前的社会，至太平天国“有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这些理想是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当今社会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认为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才可能实现的，是一种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理想，是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是可以实现的。
2靠什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手段必须要依据一定的社会制度，通过这种社会制度最终达到以德治国要实现 的目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它们的经济结构要求家长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和地位。在这些要求下父权、夫权为核心的家庭观念得到集中反映，并在这些上建立了宗法等级制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于是就出现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礼治秩序。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制度礼洁从而达到德治，这就要求人们首先摆正自己在统治体系中的位置。正如《吕氏春秋·处方》上所讲“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早天下不逾节而上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就是说首先要人们以礼明确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才能为君的“尽君道”，为臣的“尽臣道”。所以礼治秩序是反感情交流的人伦关系强制赋予尊卑名分的意义，并把它延伸到政治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以等级为基础的统治秩序。“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人从来是不平等的，而由上而下一级一级排列，上面一层的是主人，下面一层的是奴隶。所以人们要按自己的社会所处的地位而各有所为，不可越礼。只要不越礼就是达到礼治，而在封建社会礼治就是一种德治，所以德治就是建立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上的，并通过它来实行德治。
与之相对的现代社会则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一种民主政治。由于社会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也就粉碎了社会不平等的基础，社会民主政治从而孕育而生。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民主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全体人民 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事业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因此人民对国家管理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作为治国手段的德治必定也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用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来维护。同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为德治提供了保障。邓小平说“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序地前进。”否则没有法制政局不稳定，没有法律，没有秩序，要以德治国必定受到阻碍。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主和法制是相关联的。”“中国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这样民主和法制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内容。所以说社会主义德治是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维护的。
3．谁来以德治国
德治只是一种治国方略，既然是一种治国手段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去执行。不同的人为着不同的社会利益即使是同样的手段也会有不同的性质，所以要了解以德治国的实质就要区分其主体。在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为着自己的利益，以德治国便成了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手段。所谓的德也就是以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为标准的德，于是在这种标准下出现了“愚忠”“愚孝”的不少例子。但在社会主义今天，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这是一个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社会，人民就成了德治的主体。国家领导人是在人民的选举下产生的，并在监督下工作，为人民利益负责，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种制度下的“德”当然也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准的，且可以很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所以说社会主义的德治是全国人民对自己的统治。
(此文获全省大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论文征集评选活动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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